朱张渡：潇湘洙泗德犹馨

长沙，这座据说由西汉第一任长沙王吴芮在公元前204年开始修建的城市，历史古老，文化古迹、旧址遍布全城，从走马楼简牍、马王堆汉墓、天心阁城楼、岳麓书院，到贾谊故居、船山学社、爱晚亭、湖南第一师范，世人悉数皆知。它们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，让到过长沙的人不得不怀抱敬重，仔细揣摩，同时，它们也见证了湖湘乃至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。然而，有一处湖湘文化历史特别重要的遗迹，常为人所忘怀，绝大多数在长沙游历多次或客居多年的文化人根本不知它的存在，甚至不少土生土长的长沙文人也未曾光顾——这便是朱张渡。

朱张渡，旧时长沙设立在湘江边的古渡口之一，和灵官渡、驿步门义渡等广为人知。清《善化县志》记载说，朱张渡又称灵官渡。但其实是误传。灵官渡位于天心区原楚湘街江畔、劳动路路口，而朱张渡位于原六铺街江畔、白沙路路口，两者相距大约200米。当然，因为道路改修、时代久远，旧址已废。

如今，站在橘子洲东岸的仿古亭子里，向东西两边张望，可看到潇湘大道和湘江大道上高高耸立的两座牌坊，这就是朱张渡遗址纪念标志。走近看，才发现牌坊为麻石建筑，位于通向防汛码头的入口道路上，东岸标记为“文津”，西岸标记为“道岸”。牌坊两侧有短廊，南北长为100米，东西宽为36米，呈一字排开。

朱张渡是用来纪念宋代两位理学大师朱熹、张栻的，他们在“朱张会讲”时经常在此渡口乘船往来，众多学子求学问道也多经过这个渡口，遂成一时之盛。

1.一条渡船，改写湖湘文化的历史

长沙这座城市，向来盛产“奇迹”。

1938年出土于宁乡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商朝晚期青铜礼器四羊方尊，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，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，被史学界称为“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”，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；1942年出土的子弹库楚帛书，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帛书，流落到美国后，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，促进和掀起了国际性帛书研讨热潮；1956年长沙窑遗址被发现，出土陶瓷器近万件，加之后面印尼勿里洞外海海域“黑石号”唐朝沉船的发现，长沙窑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，对唐代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的开辟功不可没，而同时在中国陶瓷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，第一个成功发明烧制铜红釉，第一个开创模印贴花，第一个创造并发展了釉下彩绘，第一个涉足商品价值铭文、姓氏铭文，第一个涉足商业广告语；1972年马王堆一座西汉古墓，不仅出土了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、保存完好的湿尸，还出土了一大批品种繁多、保存完整、价值极为珍贵的文物，尤其是出土的素纱单衣，衣长128厘米，通袖长195厘米，袖口宽29厘米，腰宽48厘米，下摆宽49厘米，重48克，薄如蝉翼，折叠后不盈一握，织造工艺技术如此高超，一下改变了人们对于西汉初期人们生活简陋、无马车可用只得使用牛车的印象……

一条渡船，竟能改变一部湖湘文化的历史，可信否？

不管你信与不信，事实已经摆在面前——湘江河上朱张渡口的一条渡船，摆过了一段历史，却又让后人在书写历史时，为之浓墨重彩。

这条渡船，很普通，木舢板单桨划船。

这个时间，很不凡，时为南宋乾道三年(1167)九月至十月。

坐船的两个人物，更为了不得。朱熹，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闽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世称朱子，是孔子、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。张栻，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，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，湖湘学派集大成者，与朱熹、吕祖谦齐名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，官至右文殿修撰，著有《南轩文集》等。

这年的八月，朱熹带两名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前来长沙，走了近一个月，行程1500公里。他的目的，简明扼要——他要会晤正在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。为何不辞千里劳累奔波？他是前来访学、求师晤友、论道证学的。当时，朱熹已经誉满天下，是学界的著名领袖，仿若如今的功夫明星李连杰，而张栻则如同当下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，曝光率不高。但其实，张栻学识已经非同一般。他在宋绍兴三十一年(1161)遵父命去衡山，拜当时以程颐、程颢的弟子自居的著名理学家胡宏(1104—1161，人称五峰先生，著有《五峰集》，著名经学家胡安国之子)为师。在这位名师的精心指导下，张栻谨遵其师之遗教，“反之吾身”，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，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。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位高手，他们相互关注、相互仰慕。而师从李侗(1093—1163，字愿中，世称延平先生)的朱熹，曾一度沉迷于训诂学，待感到中庸之义的魅力时老师已撒手人寰，他的心中有了一个结，那就是后悔年少时的轻狂竟错失学习良机，这就好比练功者练到了第九重却怎么也无法找到练第十重的口诀，这种心痛让他吃不好睡不香。这时，他想到了李侗与胡宏属同一渊源，而张栻得到了胡氏真传。他的眼前，霍然一亮。于是，他决定前来与张栻切磋一番。

这次切磋，堪比华山论剑！朱张二人再度相见，湖湘文化也迎来了其第一次剧烈的心跳。

在此之前，虽有屈贾诗文留芳，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之辈的明星轻飘飘走过吹起一阵涟漪，也有李群玉之类的本土文化名家崭露头角，但是，湖湘蛮荒之地的恶名刚除，教化的春风还未催开群芳，即便已经天下闻名的岳麓书院，周式、孙胄、彪居正等知名的山长，名声似乎偏安一隅，与书院不能媲美。朱熹的到来，改变了这一切。

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朱张两人朝夕晤谈，讨论了相当广泛的学术问题。据记载，他们“举凡天地之精深，圣言之奥妙，德业之进修，莫不悉其渊源，而一归于正大”。尤其对“中和”“太极”“仁”等理学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，他们作了深入探讨。谈得兴起时，两人竟通宵不眠，百泉轩、白鹤泉(兰涧)等处留下过他们争论的身影，也留下了众多应和的诗句，譬如《兰涧》，朱熹诗云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光风浮碧涧，兰杜日猗猗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岁竟无人采，含薰只自知。

张栻和诗咏之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芝兰北涧侧，涧曲风纤余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愿言直根固，芬芳长慰予。

经过反复的切磋论辩，两人在“太极”等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，双方都得到很大的启发。朱熹作诗记下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学术交流活动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偶泛长沙者，振衣湘山岑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烟云渺变化，宇宙穷高深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怀古壮士志，忧时君子心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寄言尘中客，莽苍谁能寻。

在此期间，两人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朱张会讲”。朱张二人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，就儒学尤其是时兴理学中的问题进行公开探讨，众学生则坐在下面旁听。这是一次真正的绝世高手的过招，仅凭只言片语，便触发风云涌动。这更是一次创举，体现了“疑误定要力争”孜孜追求真理的精神。于是，“朱张会讲”引来人们更大的兴趣，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。岳麓书院宽敞的讲堂中人满为患，许多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上或院子里，而听讲者骑来的马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。

岳麓书院如日中天，湖湘学林精神一振。元代理学家吴澄(1249—1333，字幼清，人称草庐先生，江西人)在《重建岳麓书院记》中说：“自此以后，岳麓之为书院，非前之岳麓也，地以人而重也。”同时，此次会讲纠正了此前湖南的文风——当时湖南学者文字“辞意多急迫，少宽裕”，“全无涵养之轼”，而会讲之后，湖南人始知摒弃上述不足，取长补短，才“归于平正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“朱张会讲”树立了自由讲学、互相讨论、求同存异的典范，这样的治学方式对于宋代以后湖湘的办学具有极大的启迪，敢为人先，敢于推陈出新，敢于融合各派之大成集于一身——这些长沙甚至湖南精神的因子，对于今天的我们仍值得推崇和借鉴。还有一点值得谈及，这次会讲后，朱熹就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密切联系。特别是张栻去世后，有的湖湘学子还不远千里到福建拜朱熹为师求学。

古代的长沙，因湘江跨度大而东西交往甚少。而张栻寓所则在与岳麓书院隔江相望的另一所著名书院——城南书院。应张栻之邀，朱熹还在城南书院讲学。于是，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上。太守刘珙在岸边建船斋，供两人往返时休息，朱张以《西屿》为题作同题诗自娱。朱诗云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朝吟东渚风，夕弄西屿月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人境谅非遥，湖山自幽绝。

张诗则曰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系舟西岸边，幅巾自来去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岛屿花木深，蝉鸣不知处。

朱张经过的这条水道，并非两人首渡。而今经众多史学家考证，直到明清时期，从长沙城南经橘子洲到岳麓书院的这条水路，可以说是长沙东西交流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。那个舍舟登岸的渡口，也非斯时才有，而只是当时当地学子志士尊敬朱张两位而命名。27年之后的1194年，朱熹任湖南安抚史，移节长沙，振兴岳麓书院，仍取道古渡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官衙公署，白天办公，晚间讲学，相从的门徒多达千人，朱张渡的繁华景象可想而知。

从此，朱张渡成为岳麓书院学子往返于湘江的主要渡口。这似乎是一种学子的追逐理想的情怀，也是一种榜样示范力量的继承。朱张渡，从而不再是张朱两人的渡口，而成为学人的渡口、文化的渡口。清人张先骏(字兰云，长沙人)诗云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二贤讲学当年事，古渡犹教胜迹传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两水平分帆影外，一亭孤峙渚花天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洲中雨细寻芳若，山里云深隐杜鹃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漫说文津和道岸，迄今遗绪几时肩。

清朝的隆观易(1838—1878，字无誉，号卧侯，宁乡人)、舒东(字芬照，湘乡人，诸生)、刘蓉(1816—1873，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湘乡人)，民国的王啸苏(1883—1960，名竞，长沙人，南社社员，湖南大学教授)也留有诗作。

文化，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相互借鉴，交通融汇，获得长足发展。而朱张渡正是湖湘文化交流的起点和重要纽带，它把先进的思想从书院带到了三湘大地甚至更远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还是湖湘文化的映照。没有它，两位教育家兼学术大师的思想得不到交流和碰撞，众多学子无法从他们的争论中捕捉生生不息的思辨，灿烂不朽的文化也得不到繁衍。可以说，朱张渡是个文化渡口，是湖湘文化与其它学派沟通融合的桥梁。

因而，朱张渡一直为湖湘贤达、学子、社会名流及普通百姓所重视。清嘉庆十七年(1812)，学政汤甫捐建朱张渡亭于水陆洲，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作记。咸丰十一年(1816)，学政胡瑞澜重修渡口。清代朱张渡口的“岁修”“油舱”之费全由民间捐田等维持，慷慨之士大有人在。仅道光十一年，杨振声就捐银120两，交“道事”生息，充“岁修”费用；还有蔡先广、蔡先哲兄弟捐店铺2间，租金充作渡口经营之用。

湖湘子弟更是满怀感恩之心祭拜朱张两位大儒。1180年，张栻在留下了《南轩文集》《论语解》《孟子说》等著作后，病逝于湖北江陵，年仅48岁，长沙学人迎葬其于宁乡沩山龙塘(今黄材水库侧)，其身旁还葬着他的父亲张浚。据载，张栻之灵柩入长沙时，老稚挽车号恸，数十里不绝，四方贤士泣涕相吊。张栻墓用花岗岩砌成墓围，三色土封冢，青石墓碑，碑文为“宋大儒张南轩先生之墓”，清同治年间又为其立碑，敕令“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”，1959年被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惜乎该墓“文革”期间被毁。而对朱熹，湖湘子弟素来敬仰。朱张会讲时，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(1132—1170，字安国，号于湖居士，今安徽和县人)时为潭州留守兼任荆湖南路安抚使，他多次与朱张讨论学术，诗酒流连，朱熹握别之际，张孝祥邀约文友张钦夫、邢少连为其饯行，并赋《南乡子》一阕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江上送归船，风雨排空浪拍天。赖有清尊浇别恨，凄然。宝蜡烧花看吸川。   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楚舞对湘弦，暖响围春锦帐毡。坐上定知无俗客，俱贤。便是朱张与少连。

还据传，朱熹也欣然命笔，依韵和了一首：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落日照楼船，稳过澄江一片天。珍重使君留客意，依然。风月从今别一川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离绪情危弦，永夜清霜透幕毡。明日回头江树远，怀贤。目断晴窗雁字连。

词人与学者一唱一和，给长沙留下了一段佳话。朱熹来到长沙任职的第二年即1195年，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被宣布为“伪学”，事态随后急剧恶化，最后升级为“逆党”，朱熹则成为“逆党”之首，差点掉了脑袋。长沙学人在此困难时刻，没有舍弃朱子，而是到处托请朝中高官，暗中打点，想法为他辩护。朱熹在去世九年之后得到了平反，其学说被官方奉为指导性思想，湖湘学人争相互道，极力传颂。这种“难中不弃、权贵不求”的道义，成为长沙精神的重要部分。

大约，敬重知识、崇拜名家，形成长沙风气，就自朱张渡始。这以后，长沙百姓屡有这样的义举。赵汝愚(1140—1196，字子直)因力主抗金为韩侂胄所忌被贬永州，但至衡阳时暴卒，因系皇室而运送回京，长沙百姓闻之，于其路吊唁和祭奠，要求将他安葬，遂得葬其衣冠于妙高峰下，称为南宋忠定赵福王墓。辛弃疾曾任潭州知府，建立有抗金的飞虎军，其胆识与办事果断的作风深得百姓拥戴，他被调走后，长沙官民就把他为飞虎军建立营房的一带称为营盘街。宁乡开国男易祓在宁宗时因主战而遭贬，59岁时返归故里，长沙官民居然不畏朝廷，夹道以迎。文天祥(1236—1283，今江西吉安人，南宋名臣)率军抗元，在五坡岭兵败被俘，被押至大都遇害，消息传到长沙，百姓无视官府的威胁，“断炊寒食，为之三日”……

转载自：长沙市方志网

作品：《点墨长沙》

作者：龚军辉